中国财经高校的通识教育:理念、现实与探索——以上海财经大学为例

时间:2018-04-08浏览:697设置

刘兰娟、姚玲珍、傅川、吴云香

通识教育被誉为心灵的攀登,是实现大学理想的有效路径之一。然而,国内外轰轰烈烈的通识教育实践,多于综合性大学之中进行。这些综合性大学学科布局齐全,师资完备,校园文化氛围浓厚,一些大学还素有通识教育传统,开展通识教育可谓得天独厚。另一方面,通识教育是一种“全人”教育,高质量的通识教育是大学追求卓越之重要基础。只有能开授高品质的、能奠定学生终身学习基础的通识教育课程的大学,才是一流大学,否则只能算是职业训练学校而已[1]。因此,就通识教育的价值而言,它并非综合性大学的“专利产品”,而应该是一流大学的共同追求。综合性大学如此,财经类高校也不能例外。

一、理念与共识

通识教育是时下我国教育界的热门词汇,但通识教育的理念实则源远流长。一般认为,西方通识教育最早源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在中国则首先出现于《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世纪大学的“七艺”(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和中国古代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可谓通识教育课程的具体实践。19世纪初,科学启蒙运动盛行,自然科学与实用技术日益受到青睐,大学出现了向实用教育一边倒的倾向[2]。耶鲁大学校长杰里迈亚·戴(Jeremiah Day)组织教授讨论如何应对这些纷繁复杂的情况,并于1828年发表《耶鲁报告》。该报告将大学目标定义为“为优良教育奠定基础”,重点强调思维训练。20世纪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等著名大学纷纷推出通识教育,以培养学生广阔视野和共同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工业建设专门人才。1952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习前苏联模式,通过“院系调整”大力发展专门学院,尤其是单科性专门学院。从大学中调整出的理工、农林、医科、师范、政法和财经等学科,或新建或合并,形成各类专门学院。在此背景之下,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关系失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观念流行一时。1995年,教育部在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理工大学)召开第一次高校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研讨会,开启高校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探索[3]1999年,教育部批准建立第一批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共32个基地,包含53所大学),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从试点走向全面推广。21世纪以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一批综合性大学开展新一轮本科生培养改革,推行通识教育,力求克服专业教育和文理分割弊端,帮助学生建构完整知识结构,培养批判性思维,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然而,相较于国内外综合性大学轰轰烈烈的通识教育实践,财经类高校要不要开展通识教育?如何开展通识教育?是财经类高校教育工作者需要思考和应对的问题。

首先,财经类高校开展通识教育是回归大学之道。大学应该坚守人类文明中的普遍知识、最基本的精神和价值观,并不断传播、传承和发扬光大。财经类高校开展通识教育,有益于提升其教育品质,是对大学理想的回归,有助于学校持续、健康地发展。早在19世纪,英国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就在《大学的理想》一书旗帜鲜明地捍卫自由教育(通识教育)。1828年的《耶鲁报告》也指出,大学教育的主旨不在于灌输某种实用知识,而在于培养学生的心智;大学应毫不含糊地追求两大目标——训练智力和塑造品格[4]。春秋时期的著名教育家孔子有言,“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将人的品格培养放在首位。民国时期,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在清华大学都曾大力倡导和实践通识教育。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高等教育过于强调专业对口和专才培养,学科划分窄、细,人为割裂了各学科之间的联系。当今大学过于强调教育的功利价值,却对教育的人格塑造、文化传承等非功利价值重视不足。大学有沦为职业训练学校的危险。但是,大学之所以为“大”,之所以能基业长青,有着深刻的原因。张维迎在《大学的逻辑》一书追问大学何以基业长青,归纳为五个原因:有最为忠诚的客户(学生、校友)和品牌(学术声誉);有核心理念;有着为核心理念而奋斗的教师队伍;有宗教式的组织文化;不断反思和创新。财经类高校开展通识教育,是对大学理想的回归,有益于提升其教育品质,有助于自身持续、健康地发展。

其次,通识教育是财经类高校提升人才培养层次的基石。财经类高校学生毕业后多在银行、证券、会计、审计等机构任职,常常面临诚信、公平、正义和利益的权衡和考验。财经专业的学生不仅需要掌握专业技能,而且需要具备高尚的道德品格、厚实的人文修养、强烈的社会责任和广阔的科学视野。当前,社会上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盛行,财经类专业的就业优势深受家长和学生青睐。这一现象从财经类高校的录取和就业两个向度考察可见一斑。长期以来,财经类高校本科录取线明显高于其他专门学院,甚至高于综合性大学。2013年,中央财经大学文科平均分超过当地(北京)一本分数线84分,理科平均超出当地重点线114分。上海财经大学2013年文科和理科录取平均成绩则分别超出当地(上海)一本分数线74分和140分,其金融、会计等专业录取线与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综合性大学经管专业录取线不相上下。根据上海财大的一项调查,2013年录取的大学新生中,63%的学生选择上海财大是因为看好学校就业情况,特别是财经专业的就业前景和收入水平;40-45%的学生第一志愿是财经类专业,而读人文、数学、外语等学院的学生有70%的比例是被调剂的。如何在短短的大学四年中将这些天资聪慧、成绩优异的学生,培养成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和梦想,而非单纯地追名逐利的人,需要通过通识教育来完成。

再次,通识教育是财经类高校提高办学水平的有效路径。这里涉及到大学“学”与“术”的关系问题,有三种关系:重学轻术、重术轻学以及学术并重。我国民国时期教育家郭秉文主张大学在学科设置上“学”、“术”并重。他认为“学术”是由“学”科和“术”科组成的。学是学理,术是应用;学是基本,术是枝干;学科包括文、理、法等,术科包括农、工、商等。大学只有学术并举,才能根深叶茂。这一观念直到今天也不过时。由于历史原因,财经类高校偏重术科,如经济、管理、财政和税收等。这些学科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发展态势良好,办学水平达到新高度。然而,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加之资源有限,财经类高校的强势学科多集中于经济管理类,人文、社会、数学、外语等普遍较弱,学科布局还不够合理。鉴于通识教育对于人类关于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普遍知识的重视,开展通识教育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这些学科在财经类高校中的地位,刺激并激活这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以经济管理学科为主体,经、管、法、文、理诸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学”与“术”并重,从而提高学校的综合实力。

二、现实与瓶颈

在大学“为学生提供什么样的通识教育”问题上,现实的回答是丰富多样的。实施通识教育关键在课程。通识教育课程设计大致可分为两类:共同课与通识课均衡选修模式和核心课程模式。共同课与通识课均衡选修模式(亦称为广义通识)将政治理论课、外语课、计算机和体育等课程设置为共同必修课,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若干领域按模块分类,安排学生在每个模块中进行限定选修。国内大学实施通识教育多采用此类模式,而核心课程模式需要通过长期积累、发展整合,国内大学通识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鲜有学校真正实施严格意义上的核心课程模式。

在通识教育培养模式方面,有的大学通过调整培养方案,在“面”上推行“宽口径、厚基础”的培养模式改革,如南京大学的“三三制”;还有些大学采用实验班或单独学院的方式,开辟通识教育“特区”,在“点”上进行积极探索,如北京大学“元培计划”。改革步伐更大者,学习借鉴国外大学书院制度,为学生提供统一通识教育,如复旦大学的复旦学院。

财经类高校实施通识教育起步较晚,但是各高校基于本校基础和可用资源,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2009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改革本科专业培养方案,建立了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经济管理专业通识教育课程类别占比超过30%。西南财经大学通过组织架构改革,以人文学院为基础创建通识学院,打造教学管理与日常生活管理相结合的通识教育环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则以通识教育平台为基础,通过开展“通识教育大讲堂”,从文学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国际视野四个门类拓宽学生视野。

财经高校的通识教育改革各有特色。在探索过程中,高校也碰到一些共同瓶颈,集中于学科、师资以及理念三方面。

首先,实施通识教育需要有相关学科支撑,尤其是人文、自然科学等学科。而这些学科恰恰在财经类高校中相对薄弱。财经类高校优势学科专业教育色彩强,通识课程及其授课教师较难以进入教学科研主流。尽管当前国内财经类高校认识到学科过于集中、单一的缺陷,着力向多科性发展,综合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与综合性大学相比,短期内难以形成为推进通识教育所需的学科基础,为学生提供丰富的人文、历史、艺术、哲学、科技和自然科学教育的能力还比较有限。

其次,通识教育师资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与开展优质通识教育有明显差距。一方面,受制于学校的学科分布,文史哲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师资偏少,另一方面在于教师开展通识教育的水平。2000年,北京大学在实施通识教育之初进行的调查表明,近有14%的教师不明白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一个有着通识教育传统的国内顶尖综合性大学尚且如此,对于财经类高校而言,更是任重而道远。课程有通识教育之名,能否符合通识教育之实,还需要教师在思想认识、授课水平等方面进一步提升。

最后,通识教育还要面对功利心态和工具主义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来自学生和家长,也来自部分教师群体。正如前文所述,财经类高校学生在多重影响之下特别务实。大学不过是获得好工作、取得高薪水的敲门砖。一些学生认为修读“虚无缥缈”的通识课程,远不如考CPA或CFA证书实在,更有学生直接提出,希望学校每一门课程都与将来的职业有直接关联。因此,在课程选择上,学生较综合性大学的学生相比,更加容易偏向选择“性价比高”、“经济实惠”的课程,赚取“营养学分”。另一方面,一些教师也同样面对这样的问题。由于目前国内高校在评价方式和激励机制方面普遍存在“重科研轻教学、重学科轻育人”的现象,教师评价未能充分体现教师教学业绩。而讲授好一门通识教育课程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教师而言,即便是有能力开设通识教育课程,但是“投入产出比低”,“性价比不高”影响了教师的积极性。因此,财经类高校的学生和教师,能否在理念上达成一致,克服功利心态,也是需要解决的困难。

三、上海财经大学的实践与探索

作为国内历史最悠久的财经类高校,上海财经大学素有通识教育的传统。早在1924年,上海商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前身)时任校长郭秉文在《中国的商业教育》一文中如是描述学校的使命:“训练和发展那些具有导向能力和组织能力,能够在工商业中居于领导地位者。” 1932年,学校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独立,更名为国立上海商学院,学校将“以精神训练,培养健全之人格,建立忠实之学风,为实施此项方针之基本步骤”确定为商科教育之使命。1937年,时任院长裴复恒提出,“商科教育之使命,绝非专门培植商业的技术人才;同时应培养具有创造精神、决断力及组织力的企业家”。

21世纪以来,上海财大在坚持财经专业特色的同时,通过课程设计、改革教学方式、建设校园文化和开展社会实践等多种途径,不断丰富和完善育人环境,探索从传统的重专业化训练,向强调人文素养、社会责任和科学精神等综合能力的通识教育转变。

阶段一:依托基地,开展文化素质教育(2006-2010)

2006年4月,教育部批准我校建立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以下简称“基地”)。学校以“基地”为载体,构建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培养体系,积极扩展和实施文化素质教育。

(一)开设文化素质课程。“十一五”期间,我校人文学科发展迅速,在文学、哲学、历史方面积累了一定的师资力量,开设了60多门文化素质类课程。在本科专业培养计划中,学校将共同限选课模块分为“社会科学类”、“人文与国学类”、“信息与自然科学类”、“艺术与体育类”和“创业教育类”五大选修课程组,共60多门课程,要求学生在每个课程组中至少选修1-2门课程。

(二)开展人文知识讲座。学校坚持有计划地开设各种知识讲座、学术报告和时政报告,平均每年讲座报告达到300场次,深受广大师生欢迎。其中,“人文驿站”沙龙经过规划和发展,形成了历史系列、逻辑系列和哲学系列。“甲申讲坛”则邀请国内外的学者大家为学生纵谈人生哲理、礼仪修养、时政热点等。

(三)营造校园文化氛围。学校大力倡导“高雅艺术进校园”,积极引进著名艺术团体来校演出,提高大学生艺术欣赏水平;坚持每年推出大学生钢琴比赛、乐器大赛、舞蹈大赛、话剧团演出等活动。每年一次的“蓝园杯”校园文化大赛成为学生展现才艺、展示自我的重要舞台。

(四)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学校非常重视学生社会实践锻炼,培养学生了解社会、认识国情,一些实践活动已成为学校的品牌和名片,如“千村调查”。自2008年起,学校推出“千村调查”项目,组织学生利用假期奔赴全国各地,深入千余个村庄,开展“三农”问题的主题调查,走千村、访万户,读中国。实施6年来,学校累计派出11236 名学生,组成7792个团队开展社会调查,平均每位本科生在校期间有一次机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阶段二:顶层设计,改革培养计划和课程(2011-2014)

2011年,上海财经大学成立“通识教育研究小组”,就如何开展通识教育进行调查研究。研究小组通过调查研究和专家论证,最终形成《推进通识教育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2012年,学校在实施方案基础上,再次组织教学管理部门赴国外通识教育重镇——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以及国内的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以及部分港台地区大学进行考察,重点了解通识教育管理机制、实施过程和课程建设等问题。

2013年,经过数次大讨论,几经酝酿,新一轮本科教学改革拉开序幕,通识教育改革全面启动。

(一) 完善通识教育培养方案

通识课程作为实施通识教育的重要载体,是通识教育改革的重要因素之一。学校从调整本科生培养方案入手,从根本上确立通识课程在本科生培养体系中的基础地位。调整后的培养方案,“大通识”课程占全部课堂教学学分的54%,其中选修课比例占27%。

学校按照广义通识教育思路,把教育部规定必修课有机融合到通识课程模块,形成“规定必修”和“通识教育”相结合的课程结构。通识教育课程分为七大模块:经典阅读与历史文化、哲学思辨与伦理规范、艺术修养与运动健康、经济分析与数学思维、社会分析与公民素养、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语言与跨文化沟通。模块的设置原则紧扣围绕学校通识教育目标,即: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科学精神、专业知识和公民责任。课程遴选时,主要从五个方面进行重点考察课程要素:

1、是否有利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创新能力?

2、是否有利于促进对于多元文化的理解和沟通?

3、有利于学生了解人类最基本的知识领域和思维方法?

4、有利于引导学生了解学科发展前沿?

5、有利于体现本校办学传统与特色?

每门通识课程至少应该包含一个或多个上述目标。

(二) 增加通识课程种类和数量

按照“广义通识”的理念,学校现有课程体系中普通共同课和模块限选课已基本具备通识意义,如文学类有《诗经》导读、佛教与中国文化、先秦诸子学说、中外文学比较等课程,艺术类有古希腊美学专题研究、西方美学简史、中国书画美学、中外戏剧艺术欣赏、歌剧艺术欣赏等课程。这些都为我校开展通识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按照新培养方案35个通识选修学分测算,满足每届2000名学生的选课需求,需要220门左右通识课程,课程缺口在120门左右。学校通过分析比较国内外高校通识课程,制定通识课程建设规划,计划通过未来5年持续建设,新增120门通识课程,同时现有100门课程升级改造。

针对人文、自然学科领域比较薄弱的特点,学校加强与国内外高校合作。学校依托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已经与斯坦福大学、台湾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山东大学等国内外高校建立联系,通过短期访问、学术讲座和专题报告等形式,就通识教育课程建设和授课方法等内容进行经验分享和交流。今后还将与部分高校深入推进合作,通过学生互换、课程互选和学分互认扩大学生选课范围,丰富课程资源。

另一方面,学校也积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搭建了“上财教学网”,依托上海市普通高校教学协作信息网开展跨校辅修,鼓励学生利用网络优质课程资源自主学习。2012年开通的 “上财大讲堂”,内容涉及国内外大学经典课程,可供不同专业的学生在线学习。

(三) 加强通识课程质量评估

通识课程质量关乎通识教育效果,因此,需要建立完善的课程建设与质量评估机制。根据学校通识课程建设规划,要求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骨干教师承担通识课程建设。学校采取遴选立项、期满验收、定期复评、不断更新的方式持续建设。定期和主讲教师、助教以及学生交流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学生调查表跟踪教学质量,掌握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改进。

(四) 改革教学模式和考核方式

通识课程的教学重点在于启发思想,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使学生面对未来挑战,能够批判性地思维和创造性地工作。为此,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应致力于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活动,避免单向灌输式教学方法,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在创造性思维活动中完成学习。为此,学校通识课程建设明确要求教学环节必须包括课堂讲授、课外阅读和练习,以及课堂讨论等内容,课程成绩评定要体现学生学习过程和自主学习情况。

四、结语

上海财经大学的通识教育在不断传承创新和学习借鉴中前行,学校对通识教育的重视程度明显提升,开展通识教育的理念和目标愈发明确。通过调整课程体系、开发通识课程、小班讨论和文本精读等方式,通识教育从理念变为现实。

卓越的大学需要有一流的师资与教学设备,更需要有高质量的通识教育;卓越的财经人才不仅有扎实的专业基础,而且要有广博开放的视野和高雅卓越的品质。展望未来,学校在追求卓越、创建一流的过程中,通识教育依然是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

[1] 黄俊杰,《台湾各大学通识教育现状》,《大学通识报》2006(5)。

[2] 杨福家,1828耶鲁报告精读[J],科学中国人,2011(8)。

[3] 胡显章, 十年探索,十年发展--中国内地文化素质教育探索历程[J],《大学通识报》,2006(1)。

[4] 德雷克·博克著,侯定凯,梁爽,陈琼琼译.回归大学之道[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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